一、苏轼与佛家

苏轼自命为“居士”，自称“ 洗心归佛祖 ”（《和蔡景繁海洲石室》），他的禅话被收入禅门语录，他本人也被看作是临济宗黄龙派慧南弟子东林常总的法嗣（ 陈中浙 著：《苏轼书画艺术与佛教》 ），而苏轼的人格和人生确实与佛家的影响有着深切的关联。

首先，佛家对苏轼的思想有着重大的影响。苏轼的思想体系的形成，无疑是吸纳融合儒释道三家的结果，而佛家思想在其中发挥了尤其重要的作用。苏辙在《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中论及苏轼所学时说：“ 初好贾谊、陆贽书，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 ，既而读《庄子》，谓然叹息曰：‘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后读释氏书，深悟实相，参之孔、老，博辩无碍，浩然不见其涯也。 ”由此可见苏轼 思想的源流变易，他 先 是为吸收儒家治平思想，重实用之学，不为无用之空言。后感兴趣于道家，庄子先得其心。而贬谪黄州后，苏轼开始深受佛家影响，终以佛家思想贯通超越儒、道，能够博辩无碍 ， 构建起卓然独立的思想和人生境界。

佛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之一，历代文化人都对其津津乐道，但苏轼对于佛家的参究，决非泛泛而学，确是用过深心、下过苦功的，并有真实所得。下面以苏轼的几个文学作品来说明。

59 岁的苏轼被一贬再贬，惠州安置。南迁路上，他拜谒了当年 禅宗六祖慧能 光大禅宗的曹溪南华寺，写下这首《南华寺》：

云何见祖师，要识本来面。亭亭塔中人，问我何所见？可怜明上座，万法了一电。饮水既自知，指月无复眩。我本修行人，三世积精炼。中间一念失。受此百年谴。抠衣礼真相，感动泪雨霰。借师锡端泉，洗我绮语砚。

诗中“本来面”“饮水自知”“指月无眩”都是禅门语。苏轼说：为什么要来参拜祖师？是要认取我的“本来面目”。我前生三世本都是佛门中人，可惜一念之差，落入尘世，招来一生忧患。今天，我在祖师面前顶礼膜拜，老泪纵横，要用这曹溪祖庭的清泉，洗尽心中对浮世的留恋。这首诗可以说是苏轼多年皈依禅门的“文字凭据”，赵朴初先生曾为南华寺手书此诗，并在款识中写道：“ 公作此诗时，殆已了悟前世因缘，故其诗动人，绝非口头禅语 ”。

贬谪黄州可以说是苏轼生命的转折点，在黄州苏轼真正开始大量接触佛学。离开黄州时，苏轼经过庐山，在东林寺拜访了常总禅师，苏轼颇有所悟，作偈一首：

溪声便是广长舌，山色岂非清净身。夜来八万四千偈，他日如何举似人？

“广长舌”是佛陀善于说法的象征，“清静身”指佛成就的佛体，也可以指众生先天具有的佛性。苏轼在这首诗中说，一点禅心，触目菩提，许多妙悟的偈子，真非言语能道。正如《景德传灯录》中 的禅门名句 ：“ 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 ”。青原惟信禅师说自己：未参禅时，见山是山，见水是水。“ 及至后来亲见知识，有今入处，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 ” 这首偈子说明苏轼也是得了“入处”的，已非普通参学者矣。

在生命的最后第二年，苏轼得赦自海南北还。归途中，苏轼买了两根大竹子做肩舆．并写了一首《东坡居士过龙光求大竹作肩舆得两竿时南华珪首座方受请为此山长老乃留一偈院中须其至授之以为他时语录中第一问》：

斫 得龙光竹两竿，持归岭北万人看。竹中一滴曹溪水，涨起西江十八滩。

苏轼感叹说：我能够在众人惊奇的目光中，走着坎坷人生路，就是因为这股流淌心中的曹溪清泉。用这首小诗，苏轼对佛家思想在自己人生中起的重要作用，作了充分的肯定。而本文要分析的佛家思想对苏轼文学的影响，正是佛家思想对苏轼人生影响的一种真实反映。

二、佛学与文学

佛教有“判教”之说，即对各种佛经进行总结，分类，判定其类别、先后及地位 （陈兵 编著：《新编佛教词典》，“判教”条目） 。“教证二法”即是一种“判教”，其分佛法为教法、证法，“教法”是教化众生信受佛法的言说义理，“证法”是行证果之道。《俱舍论》卷二九云：“ 佛正法有二，谓教、证为体。 ” （同上，“教证二法”条目） 同时，大乘佛教又有一种把佛法分为“了义”和“不了义”的判教说。了义，是佛法真实、究竟、圆满的义理，宣说这种义理的经典称为“了义经”、“了义教”。反之，未开显究竟佛法的方便权巧之说，称为不了义，说不了义的经典称“不了义经”、“不了义教” （同上，“了义不了义”条目） 。

佛学是精研形而上本体的思想体系，佛家思想的精髓就在于对形而上本体的阐发和认识。根据“教证二法”和“了义不了义”的判教说，我们可以将佛家的精髓粗分为两类：“了义的教法”和“了义的证法”。“了义的教法”可谓之“实相论”，阐发形而上本体是什么，是谓宇宙万有因“缘”而起，实相为“空”，即“缘起性空”。“空”并非空无一物，而是佛家对万有真实相状的描述。“了义的证法”则可谓之“解脱论”，阐述如何体悟认识形而上本体，是以认识诸法实相为目的之解脱实践，包括“禅悟”“无住”“止观”“明心见性”等各种法门。大乘佛教有“依了义经不依不了义经”之说。本文探讨的，对苏轼产生影响的“佛家思想”，即指上述“了义的教法”和“了义的证法”，不包括其他“不了义”者。实际上，苏轼真正感兴趣的正是佛法中的“了义”者。他说“ 修无上道难，造种种福业易 ”（《书孙元忠所书华严经后》），真正要紧的是把握佛法之精髓，也就是佛法中之“了义”者。

再说文学，文学指人类将自己的思维、感情等心理活动通过文字形式表达而形成的艺术。艺术有四个基本层次结构：物质实在层、形式符号层、意象世界层，再到意境超验层。意境超验层是意象世界背后所蕴含着的富有形而上的人生哲理意味的最高境界。如果说，意象世界层是人类经验范围内的东西，意境则是一种超越人类特定经验领域的形上至境 （ 蒋孔阳、朱立元 著：《美学原理》第五章 艺术论 ） 。宗白华先生在《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中这样定义意境：“ 主观的生命情调与客观的自然景象交融互渗，成就一个鸢飞鱼跃，活泼玲珑，渊然而深的灵境；这灵境就是构成艺术之所以为艺术的‘意境'。 ”并说：“ 以宇宙人生的具体为对象，赏玩它的色相、秩序、节奏、和谐，借以窥见自我的最深心灵的反映；化实景而为虚境，创形象以为象征，使人类最高的心灵具体化、肉身化，这就是‘艺术境界'。艺术境界主于美。 ”文学通过意境表达美。在对美的本质的逻辑性建构中，其核心命题是：“美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 （ 蒋孔阳、朱立元 著：《美学原理》第二章 美论 ） 。佛家穷究形而上的本体，要求人“明心见性”领悟本心自性，回归形而上的本体。而人的自性本体，何尝不是“人的本质力量”，且应是人最深最高层次的本质力量，亦即宗白华先生所谓的“自我的最深心灵”和“人类最高的心灵”。

换言之，现代美学所谓的“人的本质力量”在古典的佛家那里，就是所谓的本心自性，就是其精研穷究的形而上本体。 中国古典文学追求“ 以追光蹑影之笔，写通天尽人之怀 ”（ 王船山语 ），通过宇宙和人生的具体对象，表现自我心灵，使 “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 具体化。 佛学力求发掘“人的本质力量”，文学则力求表现“人的本质力量”，二者无论手段与目的都是一致的。正是这种一致性，使佛家思想全面深刻地影响了文学。文学的关键环节在于：用什么表达，怎么表达，和表达什么，与之对应的就是文学的内容素材、写作手法，以及意境主题。 作为 追究“人的本质力量”的思想体系，佛家思想对同样追求“人的本质力量”的中国古典文学，产生了全方位的的影响，全面涉及了文学的内容素材、写作手法，以及意境主题。

就佛家思想对苏轼文学的影响而言，佛家 以三藏经论为苏轼文学提供了新素材，以“解脱论”的诸多法门为苏轼文学提供了新的表达手法，又以“实相论”为苏轼文学提供了更深邃的主题和意境。 尤其是苏轼借鉴了佛家“解脱论”，将其追究认识形上本体的方法，化为文学表达意境的手法和思路。佛家“实相论”中对形上本体的体悟，则向苏轼展示了超越人类特定经验领域的形上至境，为苏轼清旷雄健 的 文学境界，增添了更具形上意味而高风绝尘的风神韵致。